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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思医疗聂红林做客人民网(二): 发挥“逸思智库”创新机制 引领微创技术前沿

所属类别:公司资讯 发布时间2017-05-25

外科手术、放疗、药物治疗、微创手术是目前肿瘤治疗的四大手段。欧盟卫生经济学统计数据显示,肿瘤微创手术的成本,比传统手术低20%,只占到放化疗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但在我国,国内肿瘤患者中使用微创的只有7%—10%。2017年2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中国最新癌症数据,结果显示小城市的癌症死亡率更高,因为他们缺乏触手可及的治疗!


在5月8日举行的“中国微创医疗技术创新之路”研讨中,国内第一家专注肿瘤微创外科的企业,上海逸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科学家聂红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医疗器械领域也一定会出现“华为式”的国际领军企业。”这位国产医疗器械的领军者介绍了他们团队如何从全球首创的腔镜吻合器单手操作,从进口品牌的42°旋转角度到60°的首次跨越,再到更高缝合强度的弧形钛钉成型技术。随针潜入内,消瘤无形中,聂红林正用他的思维影响着全球肿瘤微创技术的创新。


2017年5月8日,逸思医疗创始人、首席科学家聂红林做客人民网,与政府智库专家王宏广,医疗大咖支修益、张忠涛,赵安平等畅谈“微创医疗技术创新之路”。


第一期内容,各路医疗大咖围绕他们眼中的微创外科手术畅所欲言。

点击查看:

《逸思医疗聂红林做客人民网(一): 畅谈眼中的微创外科手术》


第二期,医疗大咖们将针对微创手术当中运用的医疗器械,就其研发技术创新之路提出自己的观点,其中,逸思医疗首席科学家聂红林介绍了自己的“逸思智库”创新模式,希望通过与领袖级医学专家的合作,将他们在临床中发现的不满和创新智慧变成高效的技术解决方案,在高端医疗器械领域开发出引领全球医学技术前沿的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再通过逸思医疗高效的产业化效率,让这些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造福全球患者;并且,在技术创新成果产生经济收益之后,让引领创新的医学专家也能获得合理的经济价值回报。


后续更多精彩,敬请期待更多推送!


访谈嘉宾:

王宏广 科技部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支修益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教授


张忠涛 北京友谊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聂红林 上海逸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科学家


特邀主持:

赵安平 健康时报副总编




以下为访谈文字实录,敬请查阅。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王宏广院长,王院长是著名的战略研究家,2012年国家提出健康服务业产业化,当时有一个数据是2015-2020年,健康领域有八万亿的增长空间,就是王院长带的团队给研究和测算出来的。我想问一下王院长,在第七届健康中国论坛上,您预言过,中国的健康产业已经进入了十年黄金期,而且您有一个统计研究数据是,我们的健康产业有16万亿的机遇。从这16万亿的机遇中来看,咱们医疗器械这一块能占多少?


王宏广:我们的研究是基于国内的经济发展基础和国际发展的经验。在人均到五千美金的收入以后,人们的主要消费是对医疗健康的需求。一千美金左右主要是吃和住,三千美金主要是行,就是大家买车、买房,到五千美金以后,就会大量地对健康提出需求。我们现在的人均GDP,到去年已经过了八千,也就是说以医疗为主,适当地再加上旅游的消费模式,文化正在储备之中,形成了一个消费结构。这种消费结构根据国外的情况看,医疗支出大致会占到GDP的10%-15%,现在美国大致医疗支出已经占到GDP的18%,我们现在只有5.7%左右,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的人均收入已经相当于美国人均收入的15.7%,这说明我们的健康消费空间还非常大,为什么大家会感觉到看病难,找名医生,找两位院长不容易,就是因为前期都是以吃、住、行为主的供给,到了现在,突然已经到了对健康产生巨大需求的时候,发现我们的优质健康资源供给不足,这是现在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基于这种情况,大致估算,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将达到美国1990年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比美国晚了30年,这个达到10%的时候,我们估算,应该是有八万亿元大健康产业的潜力。这八万亿中间,医疗支出,也就是医院看病的部分,是三万亿到四万亿左右,药品就在三万亿到四万亿左右,药品去年已经到了三万二,跟我们估的数非常接近,我估计到2020年正好是十万亿。医疗器械我们当时估了大约有一万亿,一万亿是怎么算的呢?国外的医疗器械和药品之间大约是1:1.5,而我们为什么是0.2、0.3的关系呢,因为国产的医疗器械太少,如果放开大量的购置医疗器械,则是外国公司赚取得较多。在医疗器械这个领域,基本上是两个90%,也就是说,90%的大医院的90%的大疾病,基本上都依赖于国外的技术。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一块放开,就会导致我们医疗费用大量的流失,因此,大家会感觉到大型的医疗器械排队检查会有一些困难,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如果放开的话,我们的医疗费用可能会转嫁更多费用到我们患者身上。我们估算,去年的销售额到了3700亿,当中有一些小的还没有加进来,如果加进来应该比一万亿要稍微低一点。但是,随着家庭医疗,个人检测设备不断地发展,包括家庭的血压、血糖,进入家庭以后,我预测,还是会很快地弥补到我们,大致2020年一万亿,2030年两万亿的医疗器械的规模,应该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中国人的消费生活模式转变得很快,现在大家可能会看到,到处是广场大妈每天晚上出去散步,一旦产生了这种需求,特别是把一些检测设备带回家里,做日常检测,这会引起医疗器械当中的检测设备的爆发式增长,我们估计大致在两万亿左右。


主持人:王院长如数家珍。我们看到了整个产业非常大的前景。我想问一下张院长,张院长从事普外科20余年,擅长肝胆胰腺和胃肠肿瘤的诊断与手术治疗,常年工作在临床第一线。我看到欧盟卫生经济学的统计,微创手术的成本,比传统手术要少差不多20%,只占放化疗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但是去年国内的统计数据表明,国内患者的微创,接受微创手术的只有7%-10%,我想问一下张院长,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矛盾?


张忠涛:中国接受微创治疗患者的比例还比国外要低。


主持人: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为什么这么多人不选择?


张忠涛:我觉得不是病人不选择,病人肯定是愿意接受这种创伤又小,恢复又快,又美观的治疗方式。但是,确实我们国家,地域非常广阔,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医院非常多,总体来讲,我们微创手术的普及率肯定是不如欧美这些发达国家高,但是,在一些大的城市,大的医院,其实我们已经和欧美这些国家的比例已经非常接近了。特别是在一些疾病,比如说消化道肿瘤的疾病,胃癌、结直肠癌,其实像结直肠癌,在大型医院70%以上都是用腹腔镜来做,胃癌大概50%左右。但是另一些肿瘤,比如说胰腺癌、肝癌,这些比例可能就少一些。带来的问题确实就像您刚才说的,采用微创手术,它的成本或者说费用是低的,但是,说的这种低是整体的费用,包括手术,包括住院期间的所有的费用,甚至于包括患者家属等等社会承担的成本。要单论手术本身,也许用腹腔镜来做,用微创手术来做,可能是稍微高一些。但是,就是因为它恢复得快,创伤小,住院时间短,为手术期用的药物少,整体的费用其实是降低的。包括这个病人要是住院时间短一些,家属的负担也小了,不用每天去医院陪护,所以整个社会负担也是小一些的。所以,微创手术的推广普及在我们国家还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同时也确实存在,刚才聂总也提到的,其实我们国家很多的大型微创设备、器械,基本上还是国外的大公司在垄断。所以,成本确实也是很高,我们也真的是非常希望我们国内的企业,我们民族的企业,能够生产出跟欧美这些大的公司,同样的器械、设备,甚至价格比他们还低,那就真的是造福于我们的患者了。


主持人:从这个情况来看,是不是还存在一个问题,人才不够。我看您讲的主要集中在大医院,北上广大医院微创手术,可能到了省,甚至到了市这一级就更少了。


张忠涛:也还是有一个观念问题。相对来说小一点的医院,在南方,在江浙一带,甚至像广东这一带,他们那种医生的微创意识就非常强,北方西北地区可能就稍微弱一些,还是有观念的问题。


主持人:总觉得没有开放手术做起来更得劲。


张忠涛:医生习惯了开大刀的手术以后,再转到微创手术来说,确实需要一个学习曲线,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适应。


王宏广:微创以后下一步就是手术机器人了,这样既要求设备,也要求医生的水平。同时,也要患者的观念,三个东西相互结合。


主持人:我想再问问支教授,支教授是从做传统手术开始的,支教授给我讲过,做开胸手术,这儿还要豁开,挺几根肋骨,听起来都是开膛破肚血淋淋,但是支教授又开展微创手术开展非常早。现在有一种提法,叫做过去是破坏性的治疗,现在叫做建设性的治疗,我想请支教授谈谈,什么叫破坏性的治疗,什么叫建设性的治疗?在建设性的治疗当中,微创又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支修益:传统的外科不单单是胸外科,包括普通外科,包括腹外科,以前全是开放性的,传统的胸外科手术,我们既要切断肋骨,要断掉所有胸部肌肉,像我们吃西餐一样,刀子插肉,插到以后直接送到嘴中,那时候的创伤真是大,我1983年开始从事胸外科,现在三十四五年了,当时看到的胸外科手术,确实是切肋骨,即使切了一根肋骨以后还得有撑开器,同时又得损伤上下临近的两根肋骨,手术以后,病人真是疼痛。当时我们记得,当时培训手术的病人手术怎么康复,因为那么大的切口,四五十个厘米,要断肌肉,切肋骨,要让病人手术以后尽早锻炼恢复他的功能,先让他摸耳朵,下耳垂、太阳穴,这么摸来摸去,锻炼肌肉的康复,或者摸墙,随着高度的增加,增加胸壁肌肉的康复功能。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确实,手术创伤之大。但是反过来,那个时候我们直接操作,就整个肿瘤的根治性切除,所以我们属于50后,40后、30后的老前辈们,就认为我们传统的手术切得干净,看得见、切得清,最后我们得保证我们的根治性,早期胸腔镜引入中国的早期,也就是25年到30年这个阶段的时候是一个争论的阶段,我们的前辈们坚决反对你用这种手术,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手术的根治性,可能会影响手术的治疗原则,一直争论。第二要靠数据,随着国外数据的应用,随着国内技术的普及,后来一看,原来经过训练的胸腔镜外科大夫、微创外科大夫是可以达到和传统的开放手术一样的治疗效果的时候,大家开始达成共识,所以,观念的更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胸腔镜在中国用的历史已经接近25年,所以,更多的年轻大夫,从上学开始,住外医培训开放,到住外医开始,已经接触到胸腔镜技术的时候,这时候好推广了,所以观念的更新和推进,需要25年到30年的过程。另外,就像刚才张院长所讲的,我们培养医生,学科的建设也需要一个过程,现在就胸外科而言,在各省会大的城市,或三级甲等医院的胸外科,微创的比例超过50%。针对早期肺癌,我们应用的比例,超过90%。在我的胸外科,我们90%都是用腔镜外科。所以肺癌也好,胸腺瘤也好,反过来,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不一样,分配不一样,医疗水平又不一样,有省市级、地市级、县市级,还有边远地区,目前整体中国胸外科腔镜的使用、微创比例还是很低的,只是我们自己看到我们在大城市、大医院,我们认为我们好象已经超过了50、60、70,但是针对更多的地区,特别像刚才张院长讲的北方地区的时候,还是认为传统的手术能切得干干净净,而且一个老大夫,四五十岁了,五六十岁了,还经过那种胸腔镜的培训,微创技能的培训过程中也是一个困难的过程。第二步就是医生的观念。第三步就是病人的观念。因为我们传统的科普宣传,现有社会的患者教育,就认为传统手术切得干净,病人无所谓,我要的是切除根治性,切的干净,无所谓切口大小,疼就疼,疼一点让我活得更长,这一点是基本要求。目前我们得科普,并没有跟着微创外科技术的发展跟进上去,包括我们的科普片、教学片、患者教育片,还是传统的胸外科手术占很大的比例。针对地市级以下的医院,更多的手术还是开放的,即使有了微创的理念,由大切口变成小切口,小切口变成胸腔镜辅助小切口,这也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当然我也认为,这么多年来,中国的胸腔镜外科技术的推进,和那些大公司的技术引进,他们那种医学教育培训的过程和这种影响,确实功不可没。但是这五年来,国产的医疗器械,开始有了,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借鉴国外的这种大公司,一些很好的微创技术、手段,应该互相加强交流。借鉴人家的经验,借鉴人家支持学科建设,推动人才培养的一些理念,推动我们整体微创外科技术的进展,把这种像破坏性肋骨切除、胸壁大块切除,都能换成一种腔镜式,我前天刚刚从波士顿回来,目前全球的胸腔镜技术,机器人技术,特别是新一代的机器人,可以做更多的手术,更加微创化。我们手能转多少度,180度,机器人360度,各种复杂的操作都可以通过机器人完成。所以我想随着理念的推进、设备的推进,这种研发的投入,更多的微创外科技术和设备,会更多地为我们的患者服务。使我们更多的病人,不说一个患者接受外科手术,至少没有那么多担心的、犹豫的。担心外科手术治疗的同时,刚才说了,不光是外观上美观,还有更好的生活质量。不单单是整体的医疗费用,从卫生经济学角度,还有非医疗的费用,也明显下降。所以我也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平台,在推动学科建设,包括医保政策,产业扶持政策,在科普宣传方面,也可以更多的窗口,去告知百姓,什么是微创外科技术,而微创外科技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革,也应该用普通话传递给社会。


主持人:刚才支教授也说了,这可能是个趋势。所以,有人讲,首先你要做一件事,首先方向要是对的。然后是方法是对的。然后,你这个人,这个团队是对的。这个成功的机率就会非常高。看来咱们做微创的技术,这个方向肯定是正确的,是没问题的。我记得我2013年去著名的雷奥医疗采访的时候,美国雷奥,他们讲了一件事,他们的临床一线的专家和搞基础的科研人员是结对子的。结成对子,是基于对临床的需求和问题,然后攻关去解决。但是他们说,你们中国的医疗,中国的医生搞科研、搞论文,可能是为了职称的东西,医疗和科研之间有一个大坑,往这个坑理不断地扔,但是永远都填不起来。我想,我了解到的逸思医疗是一个新企业,时间不长,但是,他们在创新的机制方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机制,就是把医生,临床一线的领袖级的专家和科学创新团队结合起来,我想请聂红林先生讲一下,你们这个机制是怎么样的?


聂红林:我介绍一下,我们有一个创新的机制,其实也是一个理念。我们认为,在医疗器械领域的创新,我们把它分成四个层次,一个是疾病治疗的方式,第二个是从疾病医疗细分到外科治疗这个层面上,就外科治疗的方式。第三个,依托于外科手术治疗方式的全新的医疗器械的原始创新。还有一个就是目前在各类手术当中大规模使用的高端医疗器械的再创新,或者叫改进式创新。这四个层面的创新,我们认为,它的创新源泉,应该是在临床一线做了十年、十数年、数十年的临床一线专家。他们在临床一线,为了更好地治疗疾病,他们的思考,他们发现的一些不足,他们升华出来的一些创新智慧,如果我们的医疗器械产业企业,把这些智慧拿过来以后,通过我们在材料、机械、电子、软件,或者在声光电相关的领域里面的跨学科组合,最终产生完整的技术解决方案的话,那就会出现高端医疗器械领域的创新成果。我们逸思智库的概念就是把国内在肿瘤微创外科领域的领袖级专家纳入到我们的合作团队里面来,我们和他们紧密合作;同时,我们还会把在国内的科研院所当中的那些科学家、工程专家也纳入到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来,我们还想把国内的顶级的医疗领域的学术期刊,也纳入到这个团队里面来,加上逸思团队内部的非常优秀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团队,四方合作,来实现医疗技术领域的、医学领域的创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跟国内的领袖级专家合作,已经产生了相当多的创新成果:逸思医疗创业到现在,总共才五年半的时间,但是我们在国内申请的发明专利已经有13项,国际专利已经有17项,其他的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我就不说了。在这些成果当中有三个中国发明专利,就是我们和国内的领袖级专家联合申报的。就是我们和专家通过紧密的交流,充分了解他在临床一线对于这个医疗器械,对于这些设备的需求,总结提炼出来的创新的思路和方向。当然,除了这三个发明专利之外,我们下面还有好几个专利正在申请当中,其中有一个专利,就是和张忠涛教授,我们联合创新出来的一个成果,这个专利可能在未来的三个月以内,正式地提交上去,非常有意义,能够很好地解决我们临床当中的一个具体问题,能够比一般患者比较信任的进口产品更好地解决这类临床当中的问题。


逸思智库的前端环节,就是首先把临床中创新的源泉,从领袖级专家那边给拿过来,然后我们形成相应的工程或者技术方案,去实现这个创新思想的产品设计。申请了专利以后,随后我们会加工这个设计方案的产品样品;做成样品以后,交还给专家,由专家在临床当中去试用,通过临床试验去评估创新方案;如果这个评估确认这个创新是非常有临床价值的,那么随后专家可以在国内或者国际的优秀的学术期刊上,在全球率先发表这样的临床研究成果,展示这个科研成果的具体临床价值,相关的临床数据就出来了。国内期待在某些医学技术领域的原始创新,这个就是原始创新的一种表现。如果临床试验证明这个发明确实有极其重要的临床价值,也有很好的产业价值的话,随后,我们公司还会把这个技术做更深度的产业化开发。这个开发完成以后,我们再和这个临床专家和国内更广泛范围的临床专家,一起来联合开展大规模的临床研究,用更大范围的、更大量的临床数据来验证这个器械或者这个技术的安全性。如果临床上可行,那么它就可以推向全球,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个经济效益产生出来以后,第一步,在实现国家领导人对于把国内的领袖级医学专家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方面的期待,我们做到了;第二步我们想实现的就是,怎么样通过我们企业的产业化,获得了大量的利润之后,把其中的一部分利润反馈给那些创新成果的源泉,也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些领袖级专家,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很好的模式安排。


具体来讲,我们是这样一个思路。既然专利我们联合申报了,通常我们把创新的源泉,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领袖级专家,让他处在我们所有发明人的第一位,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在企业有了相应的经济收益之后,我们通过多种方式来向这些专家来分配利润:第一,这个知识产权的一次性买断使用权。第二,也可以通过公司的股权或者期权的方式进行相应的安排。比如说,这个产品属于我们的一个子公司的业务领域,我们就给他这个子公司的一部分期权或者股权;如果这个产品卖得非常好,这个子公司的业务成长非常大,这个子公司的股权所代表的经济价值就会变得更大,这个专家在这个领域里面的科研成果所享受到的经济价值就会变大。第三个方式,从每一个产品的销售的价格当中,直接来提取一个固定的比例,或者固定的金额的数据。这也是一种可选的分配方式。


支修益:其实在百年的外科发展史当中,很多外国专家,都直接参与到手术器械的设计、更新和创新,这20年来,中国有了一些声音,但确实这样的平台很重要,因为你只有在外科临床实践中才知道这个设备怎么改进、怎么设计,特别是微创外科现在走了二三十年的历史,有很多传统的手术器械都应该在微创这个框架内进行创新。所以,如果有了这样的平台,能跟临床大夫直接去挂钩的话,我想也能够推动我们整个微创外科设备和器械的变革,更好地服务于临床。


主持人:王院长,关于科技人员或者知识、点子,在国家的分配体制方面,是不是也有创新和突破呢?


王宏广:刚才院长和聂总已经说到这个方面的问题,怎么样把创新的力度加大,尽快能够有一批先进实用的医疗器械,我想这个问题涉及到三个问题,可能网友们比较关心。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创新,它和科研有什么区别,中国的创新能力究竟怎么样。我先说说创新,一般来讲,就是多数人不太理解,把它理解为科研。科研的结果,大致是论文和专利,创新是什么过程呢?就是要把这个钱变成论文和专利的这种纸,再把纸变回钱的过程。我们的科研是把这个钱变成纸,创新是把纸变成钱,,这样形成一个完整的依靠科技产生经济效益的过程叫创新。我们这个创新大致一般是三种类型,一种就是原始创新,从来没有过的,第二种,我们把它叫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过去我们国人做的大多数是这种。第三类是集成创新,把所有的好东西集成在一起,我们刚刚飞上天的C919,实际就是高科技的集成,是一种集成的创新,可能用了很多国外的部件,但是整体的设计思路和框架是我们的。我想,我们大家可能会关心为什么我们现在医疗器械研发能力这么差,90%多的呢。我跟大家说,第一,我们确实从指南针工业1100年以后,人类的重大发明,中国人做出的实在是屈指可数。我们大致空白了接近了900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迅速地去发展,现在我们国人的创新地位到什么程度了?就是我们的论文总数,全世界已经第二位,我们论文的引用量全世界第三位,我们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全世界第一位。我们现在批准的专利授权量大约排在第二位,我们的科研经费也到了世界第二位。这几年,包括今年的航母,包括我们的空间站,再加上C919,这半年捷报频传。在医疗器械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过去我们做不出来核磁,做不出来CT,这些东西我们现在都已经有了,这个好在医疗器械的体制比较好,就是说,我们医疗器械都是以企业为主体,企业家去找医生,去设计你有什么需求,找科学家满足这个需求,实际上形成了产学研医的一个很好的结合模式。这样的话,速度比在大学里面单个实验室再去做,做完再去转换,要来得快得多。这是我们现在一个模式上的变化。


第二个就是现在的材料科学、生理学、医学、物理学、制造业的技术,整体水平上来了。过去你想到了做不到,现在你想到了就有可能能够做得到。因为我们是制造业大国。再加上信息技术生理的一些变化。我想医疗器械已经进入了一个产学研结合、多学科交叉,以患者为中心,以临床医生的设计总体思路为需求。多学科满足这种临床的需求,坚持这种方向的话,我想我们会出一大批的医疗器械。我们曾经在十年前,跟一位国家领导人写过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能不能像做国家重大专项,做新药一样的启动一个医疗器械的专项,我们力争从小医院的小设备开始,大医院用的小设备是我们的,小医院用的所有设备是我们的,这样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把我们失去的万亿元的医疗器械市场给我们夺回来,当时2008年提出来这么一个农村保卫城市抢回医疗器械的市场,打出中国医疗器械的新兴产业,当时这么一个想法,现在看,这个想法正在逐步实践。


张忠涛:十三五的重大专项就是企业牵头,产学研医检结合来报这个专项。


王宏广:整体是一个联合舰队出发,以一个产品为目标,不是为过去一个奖,为一篇论文,就是以产品为目标,最后形成一个产业,解决生产实践医疗行业的实际问题,围绕这个目标,现在的势头很好。聂总再尽量地把组合科学家和组合平台的眼光放在全世界,就是你来总体设计,全世界去找人才为你服务。这样可能一出来,就是国际眼光、国际市场,高局高打。这样就能做出一个新兴的产业。市场在我们这个地方。


聂红林:我们也希望和领袖级的专家合作以后,在高端的医疗器械领域,去开发出能够引领全球的微创技术前沿的创新产品和创新技术。


王宏广:因为他们两位都是外科临床大师,实际上我们做过研究,就是一个疾病,怎么诊断、怎么治疗做手术、手术以后的康复。如果从四个方面相比,诊断用什么设备,跟你差不多,但是药品这一块,我们确实比较落后,多数药,好药、新药还是依赖他们的,但是手术,我们医生的手下比他快得多,我们有些医生,一天的手术量是西方医生一个礼拜的,我们的手术这一块。再加上我们中医如果后面的康复结合进去,我们中医的优势,实际上我们想的就是中国的健康产业体系,不一定很悲观,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长处,我们也有我们的长处,我们快的医生,如果再加上好的设备,外科手术这个环节,我们可能是属于国际领先水平。


支修益:中国的病人资源还是丰富的,特别是刚才王院长讲的国际视角。不但是中国外科带头人,如果把这个市场再放开一下,很多国际上的外科大师们,他们的思路,他们以前就参与过一些设备的设计、更新、发明,如果再把这些外科的整个技术和设备,不分国界,如果我们有这样国外的一些同志们参与,我们有这种丰富的病人资源,很多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出成果更快,我们发出声音会更强。


主持人:张院长,您到目前为止,您个人的发明现在有几项专利?


张忠涛:我的个人发明专利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有5项。我觉得,现在来说,这种发明,我刚才说了“十三五”国家科技部的重大专项,我们也非常荣幸获得了一个专项,今年真的是支持力度非常大,但是这种合作,我特别同意科技部十三五中重大专项的做法,就是企业牵头,负责人是医生,因为负责人只是出点子,现在我们已经不是那种冷兵器时代了,刀子、剪子、钳子、镊子,那个医生可能能自己设计一些,这儿拐个弯,那儿增加个角度。现在您说的声光电结合在一起的,这种隔行隔得太多了,一定是产学研结合在一起,大家一起做。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头十多年,主要接触的是国外的大公司。但是这些年,特别是聂总他们的公司,我也是认真参观过,认真地在那学习过,我觉得,包括其他的国内的腔镜器械公司,我也参观过,我觉得给我的感觉,真的就是两个字,真的是非常震撼。我都没想到他们现在发展得这么快,发展得这么好,所以我是觉得,国内的这些企业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这跟我们国家的政策,可能扶持、支持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支修益:我去年参观了北航,当时正在筹建计划首都医科大学合并的事情,我们到北航一看,它的生物工程技术、3D打印技术,其实如果我们更早地和北航这样的医疗工程、生物工程早结合,更多的想法真能够付诸于行动中。


主持人:跟您保持联系的科学家,这些发明平台,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支修益:目前我们联系的更多的还是医药,新药研发公司,比如说浙江的贝达,就是研发出我们中国抗肿瘤药物的“两弹一星”,针对一个靶点的靶向药物。反过来作为临床外科医生,如果能够跟上北航这样的工科大学,理工科大学,我们也看到了哈佛,上个礼拜我们也去看了,其实我们如果能够和这样的学科合作的话,一是有大学研发背景,第二,有我们临床应用的想法,再加上企业平台,我想如果能够走向国际,还真得走这条路子。


张忠涛:因为中国市场大,国外的公司也特别重视中国外科医生的点子。不说具体公司,有一家大公司,当时生产出来的超声刀,把持手柄是按照欧美人设计的,手非常大,中国的医生,就像我这手,真的操作起来非常困难,有的时候就得两只手才方便,后来我们很多年前就提了这个,人家很快就改了,按照中国人的手形给你设计手柄,它也是非常重视中国人的意见和市场。